Tuesday, March 26, 2013

中医典故——“坐堂”由来(图)

北京的同仁堂

(网络图片)


中医的药房,按传统的说法不称之药房,都称之为堂;如北京的同仁堂、长沙的九芝堂、宁波的寿仁堂、济南的宏剂堂、沈阳的天益堂、贵阳的同济堂、上海的童涵春堂等等。


那么,为什么把中药房说成“堂”呢?


其典故来自何处?


说的是“堂”,实际上是前堂后药房,是先前中医传统式的诊所和药房合二为一罢了。那很宽畅的前堂,可以说是客堂,是中医师看病和病人等着拿药的地方。堂前门厅的两傍常常可见那些醒目词句的对联:“虎守杏林春日暖,龙蟠橘井水泉香”、“杏林春暖,橘井泉香”、“董奉杏林,苏耽橘井”等等。而堂后也就是柜台的后面,都是那些层层叠叠放药的小方格大橱壁柜是药师“抓药”的地方。那么前堂看病的中医师称“坐堂”,实际上就是中医师的坐诊,按现代话来说就是门诊之意。


那么“坐堂”来自何处?“坐堂”之意,出自汉代名医张仲景。老子曾说过“大军之后,必有凶年”,由于东汉末年,是战乱之年,百姓背井离乡,农业荒废,相继各地连续爆发瘟疫,洛阳、南阳,会稽等地区疫情尤为严重,形成“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”的悲惨景象。连张仲景的家也不例外,他在《伤寒论》自序里就写到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,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年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于是面对家家都有灾难降临现实,张仲景伤心至极,“感往昔之论丧,伤横夭之莫救乃”,于是就发愤研究医学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立志做个医生,能“上以疗君亲之疾,下以救贫贱之厄,中以保身长全,以养其生”。


大约张仲景在五十岁,汉灵帝的时候,被推举为孝廉,曾经做过长沙太守。这时他已经是地位很高官员了,但他还是时刻不忘百姓的痛苦,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治病。在封建时代官员是不随便进入平民百姓家的,为了能给百姓治张仲景想了一个好办法,于是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,把自己官府的衙门打开,并不处理政务,而让有病的群众进来给他们治病。


时间一长,这成了惯例,并影响和扩展到寺堂和庙宇。因古时道家学徒和佛家子弟大多都习医的,也利用初一和十五,行善积德地在寺堂和庙宇里给百姓看病。继而也影响到了集市,改变了以往医生游走不定的行医行为,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“赵太丞家”就是此例。最后发展成药店铺和诊所相结合的状况,因古时的医生大都能自己采药和加工,因此也懂得药材,看病和卖药集一身的。况且有时根据病情时疫不同,药材还需要临时亲自炮制,同时也吁有自己的成方和秘方,因此行医和配药十分方便。


如今医药发展到了一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,行医和制药虽然进行了分开,但中医的行医方式,在不少地方仍然保持着以“坐堂” 传统方式。于是,百姓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“坐堂”,所以医生也就成了“坐堂医生”。以“堂”作为中药店铺的名称就这样的保吁下了,相继以药店发展成药厂的也不改名了,一律称之为“堂”来纪念汉代名医和清官——张仲景。


据说后来张仲景见朝政不清,他也无力挽回,无奈地对身边的人说:“君疾可愈,国病难医。”也就不再留恋官位了,辞去官职,隐居少室山,专心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写医学著作了。


其实张仲景真正影响中医发展的、对中医起重要作用的,并不是那“坐堂”方式的行医行为,到是他的《伤寒论》著作,它提供了中医临床看病的思路和方式——辨症施治。因他毕竟是做过长沙太守的行政官员,所以他写出了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条理清晰,病因和病机的转轨分析明了,独创“六经分类”其论述层次分明,发汗、清里、和中等施治方案详尽得当,犹如法官办案一样有条不紊。所以是他奠定了中医理、法、方、药,及辨证施治原则的理论基础,为后世中医的发展创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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