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uesday, March 19, 2013

心有余悸:我所经历的大集体时代

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,从小学初步懂事算起到1984年,经历了文革后期,小学成为红小兵,初中加入红卫兵组织,70年代末成为人民公社的末期社员。看了很多,经过了不少。很多的经历,至今还似梦魇一样压在心头。


我知道,当代披露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种种惨剧八成是真的,但是,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则不能妄言。譬如饿死人,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,但是听说过,但那是我出生前的事情,仅仅是听闻罢了。


我想陈述的就是,那个时代里,那条道路上,生产效率极为低下,生产力的浪费触目惊心,但是,农村社员的劳动量非常大,劳动时间是当代办公族难以想象的,且收入和付出的比例严重失调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从思想到手脚,社员们是被牢牢地捆在“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”中的。


“干到腊月二十九,吃了水饺再下手”,是无人不晓的光荣口号,也是行动的指南。各行各业,都以战斗的态势推进着,所以叫各条战线。就拿农业战线来说,没有节假日,更没有星期天,吃饭只有很短的时间,节奏如同当今的高中生。每逢“战三秋”、“战三夏”,以及大型农田改造,则送饭到田间地头,挑灯夜战。每年农忙结束,男女整、半劳力,都要集中到外村修水库、做大寨田,或修公路等。我们当地,对这种集中到外村出工还是沿用了旧社会的提法:叫“出夫”。出夫,听起来很美,过起来很苦。和部队一样浩浩荡荡,驻在房东家,七八人睡一盘大炕,吃饭在田里,放眼四望,人山人海,女社员大小便经常都很困难。公社的集中工程结束,如果时间还算宽裕,社员回村后,各大队再搞自己的工程。


几乎没一天闲暇,似乎没一个闲人,人力物力,似乎没一点浪费。所有的地都种起来,还要把开荒草;所有的人都用起来,农忙时中小学生们还要停课支援生产。如此干法,效率应该很高,收成应该很好,社员的生活应该很幸福。


但事实恰恰相反。


大集体运作模式,从理论上讲是非常先进的。全国一盘棋,全县一盘棋,全社一盘棋,全队也是一盘棋,资源集体所有,可以合理布局,有效调度,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率,弥补私有制单打独斗的先天不足。


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,如此而已。


一盘棋的布局,生产资源的高度集中,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一个大队、生产队,有脱产干部、非脱产干部,正副书记、正副大队长、委员、会计、保管、治保、民兵连长、妇女队长、团支书…队长、队副、会计、保管、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、代销员、兽医、饲养员、农机操作员、副业队,有的还有技术队等,视生产队规模不同而有不同的设置,还有社办企业工人,也是回家分口粮并参与现金开支的。这些人,也是社员,但是他们的计分方式,一般是“标分”,也就是结合当年的平均分加上其他标准结算工分后参与分配,属于令人羡慕的群体,一般是衣食无忧,劳动强度也相对不大。有的非脱产干部,随社员出工记分,但是分配前进行加分,境况也会比较好。所以,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:“一是权,二是钱,三是民办教师,四是代销员,五是听诊器,六是方向盘,七是木匠筢子,八是臭社员。”


每个队的工分值,根据该队发展情况而定。按劳分配,多劳多得,这似乎天经地义、顺理成章。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:除了吃标分、平均分的,还有吃差额(社办企业工人或长期专业队社员)的基本温饱外,劳力多的,不一定吃得饱,人口多的,不如人口少的。反正就我们那几个村,青黄不接的很多。有没有余粮,成为说媳妇的主要硬件。为了应付相亲,在粮食囤的粮食下面垫砖头石头的家庭,并不是少数。


粮食紧张,菜园很小只能种很少的菜。这样,就只能吃粗粮,外加野菜。作为山区来说,一个家庭,每年只能分很少的一点麦子,几十斤。逢年过节、招待客人以及遇到生病照顾病号是可能吃面食的,其他时间全部粗粮。


粗粮做好了,营养远比细粮丰富,也很好吃。但是别忙,那是现在。当时,我们那里做粗粮,都是窝窝头!黏黏地,冬春手面皲裂时,吃刚出国的窝窝头,能粘掉皮肤使手面出血!但是,冷了就死硬,特别是高粱窝头,能当石头砸人。年年吃,月月吃,天天吃,顿顿吃!现在想起来很心有余悸!


为什么只能蒸窝窝头?因为做窝窝头用时最短,烧柴最少。


现在农作物秸秆的处理几乎成为一个难题,但是那是的社员只能分到很少的秸秆,因为,大量的秸秆需要用来喂牲口。补充下:那个年代,口粮不够的社员很多,但是牲口不会缺吃的;营养不良的人很多,营养不良的牲口没有。


分那么一点点的庄稼秸秆,不够烧,就只能利用能利用的一点工余时间“拾柴火”。用耙子搂,偷偷用头刨,一遍又一遍。年岁多了,草根很嫩、很弱了,不等长高、成熟就被“拾”走了,打不下种子,植被越来越稀薄。我们那里,家家户户都缺烧柴。缺柴,远比缺粮更普遍。


每年总有一部分家庭挣的工分不够口粮标准,那就需要买分。也就是说,开支时,你不但分不到现金,还得倒找钱。把自己养的那头猪卖了而得的钱,或者卖鸡蛋的钱,交到生产队,你才可能分到基本口粮。那个时候,肉、鱼、肥皂、火柴、煤油,都是凭票限量供应,说是有钱买不到,其实,就是不限量,你也没钱买。


需要凭票的东西,只能到供销社买,市场上买卖,叫投机倒把,抓住可能被游街的。


有人可能要质疑了:地不少,人那么能干,而生产的粮食和财富为什么如此可怜?是不是因为支援国家建设的缘故?


不是的。事实就是,整个生产力被人为地捆住了,带上镣铐的舞蹈,焉有流畅之美?


前面我们说过,集体主义公有制运作模式,从理论上讲是先进的。资源集体所有,大队、生产队的模式,可以合理布局,有效调度,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率,弥补私有制单打独斗的先天不足。


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

集体主义从理论上讲,的确有比私有化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,但问题是,集体化后资源的支配权、调配权在哪里?譬如,农村集体化,种地的决定权在农民吗?


答案无疑是否定的。


决定权在各级权力机构。


这就意味着,发挥集体主义优越性有这样几个必需具备的先决条件:


一、决策者们、管理者们,必需是富有行业智慧、富有经济智慧,而且同时是真正没有私利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。这种高素质、高品德的当权者,无疑是存在的,但是,他们必需在管理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,始终占据着多数。而且还必需,不管是那一届、哪一代,都是这种结构!


二、民族素质已经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。老百姓无私、无畏、内心纯洁,表里如一。也就是说,现有的普遍人性得到质的升华。


只要具备了两项中的一项,集体主义公有制就是最佳选择。


但是我们只能遗憾地承认,在所谓“由人民选择的集体主义公有制”里,这个条件,能且只能成为皇帝的新衣。衡量具有资源支配权的人的标准只有一个:“政治素质过硬!”。


很多人说,一人一票需要民族高素质,抿朱需要老百姓的高素质。岂不知,集体主义公有制,才更需要以国民的高素质为根本前提。


由于根本就缺乏搞好集体主义的两个条件,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土地,等等所有资源便内耗在了由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各个环节上了。在看起来很美的金字塔上,顶层灵光一现,底下地动山摇。根据不同政治需要以及个人喜好而不断更换的决策,造就了一次次伴随着大干快上的灾难。


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被降到最低,资源共享和统一调度的优势,在登峰造极的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面前,简直是微尘之与泰山、杯水之与东海!


社员们干了吃,吃了干,高呼着美丽的口号,仰视着不用出工的公家人、国家人,强咽口水,心里做着有朝一日跳出农门过一把公仆瘾的美梦。


除了因天气确实不能下地,除了开社员大会以及公社的万人大会,社员们天天都在战天斗地。即使是如此,温饱也只在盼望中。在学生时期,我们到多个大队帮助过灭草、秋收,我们发现,大片的庄稼地,都是地头上干干净净堪称样板,越往里,越是杂草丛生。


还在大包干还没有任何兆头时,在工间休息,我的副队长偷偷告诉我:再不单干,不行了,你看看这地,不打粮食了!越来越薄了!单干时耕作到边到沿,越是地边,越要深刨,底下的石头,都要设法挖出来。如今,人们没有这个心,也没有这个力。我当时不以为然,现在才想起这个农民的忧患之珍贵。


每年都要集中搞的深翻深刨运动,红旗飘飘,军号嘹亮,其实是瞎折腾,把熟土压倒了下面,生土翻到了上面,没有几年时间,地就缓不过劲来!


如今,耳熟能详“举全省之力”、“举全市之力”、“不惜一切代价”、“大规模跨越式发展”等等激动人心的口号,无不传承着当年“大呼隆”、“瞎指挥”的基因。


那个时候的社员,在今天看来,说穿了就是农奴。没有休假,更不能外出旅游。如果你没有钻营的本事,即使你再能干,成为佼佼者,充其量也就是温饱。


看病、上学确实是不花钱或花钱非常少的,但你如果因此而为荒唐的岁月招魂,你可以想想饲养场的猪。


别拿大寨等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说事。“举全某之力”打造一个样板容易,但是“尽快普及大寨县”(70年代全民歌曲),步伐越快,悲剧越难以落幕。至今,还有人发帖,以南街村和华西村为例来说明集体主义公有制是必由之路,而且,还说,由于这两个村的带头人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,才如何如何。我不知道作者是拾人牙慧的可怜虫,还是包藏祸心的野心家,但是我只能无语。当然,我不是说南街村和华西村是政府财力支持起来的样报,而是说它们有他们的内幕和特殊发展背景。即使被披露出来是的内幕和发展背景是假的,也证明不了集体主义公有制的可行。理由如前所述。


无限的内耗与折腾中,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




via 看中国 http://www.secretchina.com/news/13/03/20/490668.html?心有余悸:我所经历的大集体时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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