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ursday, October 31, 2013

骨头里的深渊:反思陈永洲案(下)

【看中国2013年10月31日讯】


(续昨)


四、做聪明民众:提升围观的能力


说完媒体,有必要说说看客了。


看客这个角色一直由我们在扮演,而且看客从来都是大多数。我和大家一样,来自于草根,立足于草根,非常负责任地说,非五毛非美分,从未站过什么队,属于资深的看客。在这里批评看客这个角色,就相当于说自己,因此这段的节操完全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节奏。


其实,看客也有成色之分的。在这里,我首先要善意地提醒大家:在风云变幻的特殊阶段,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看客的身份,要做耳聪目明的看客。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?首先你不是登台的演员,轮不到你站台;其实你也不是打分的评委,你凭什么去站队?莫名其妙地站队,自作多情地站台,最后充当炮灰,也不知道给谁充,作无谓牺牲,害己又误人!


作为优秀的看客,面对一个社会事件,绝对要有自己的头脑,看清较劲的双方,到底有没有真实代表我们这一方?分析利害关系,到底有没有跟我们一毛关系?就拿这次某些人力挺陈永洲、声援新快报的举动,如果是保护一个有良心充满正义的记者,如果是支持一份有节操坚持民生的媒体,那么我们是应该义不容辞的。良心记者为我们,正义媒体为我们,如今因为秉持良心因为主持正义落了难,我们就应该在法律范围内,竭尽所能呛出我们最大声,表明我们力挺的态度,毕竟整个社会的进步,需要大多数人的觉醒与进步。


但是要再三声明的是,我是说了前提的,那就是认清陈永洲演的是什么角儿,新快报又是持什么的立场的!我们的支持——特别是民间的支持——不能再廉价了,切莫去染政客的红顶子,或去做野心家的台阶!


纵观中国历史,我们老百姓就是吃了站队的亏,总是不明状态地站队,而且站队的习惯也很不好,非白即黑,非左即右,最后总是出现“一边倒”的趋势。本来可以好好的,两股势力可以达到平衡,即使恐怖的平衡也总比一方独大好。如果他们的存在是以民众的支持率作为势力消长的基础,那就更好了,因为它们为了谋取我们的支持,就通过互掐的方式来讨好取悦我们,那就有效地避免了一方独大,腾出手来对付我们民众。


中国历史有太多的血的教训,这些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:主要是我们这些看客的素质不高,好端端的戏,明明捧场和砸场的权利在我们手上,结果碰上几个资深的戏骨,我们就景仰景止,毫无主见,主动入戏,跟着跑起龙套来,最后五体投地了,齐刷刷地山呼万岁叩请他龙袍加身了。告别满清王朝之后,虽然形式上走向了共和,但一路蹒跚,出现过复辟的袁世凯,也出现嗜权的毛太祖,就是因为看客们没有做明白人,被他们玩得团团转,使得古老的游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!


我们这些看客需要长点记性,文化大革命若没有我们这些低级看客们来捧场,单靠一个老戏骨是演不成这场空前的中华浩劫。


当前大有文革回潮的意味,官媒频频抛出反宪政、反普世,乃至反医疗保障、反官员财产的文章,而类似大字报的文章也通过党报见诸于世,一些投官方所好的文章通过党报官媒在无节操地宣贯,让一些不明状态的人头脑早已狂热起来了。


当然,目前社会还是能传递出理性的正能量,有些人已经勇敢地站出来阻止这股逆流:比如山东济南曾经的“文革”红卫兵刘伯勤登广告道歉,声称“垂老之年沉痛反思,虽有‘文革’大环境裹挟之因,个人作恶之责,亦不可泯。”又有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道歉,声称“作为当时(北京)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,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、同学被批斗,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”,因此向“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、老师和同学”郑重道歉。可见,谁都不想回到“文革”中去——除了司马南、孔庆东及周小平、王小石这类脑缺货色——毕竟谁都知道这样玩,会玩死很多人的!


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这些看客的态度。我们该怎么办?我的意见是:不要慌,千万不要慌,态度就是一个,拿出快散场的节奏,不陪他们跑龙套,不给他们愚弄了,不去搞个人崇拜,你该干吗就干吗,让权力去演独角戏,那么大家就相安无事。


作为看客应该吸取血的教训了,应该学会成熟,必须明白这么一个道理: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,流血都是从看客肇始,而流血的大部分也是看客,瞧你们长着傻鸭的脖子和呆鹅的眼睛,这一把刀下来,砍伐不是你们,还会是谁?


现阶段,权力还未进入制度的笼子里,“意识形态”的严冬悄然临近,萧杀之气渐重,几出拙劣的表演已经在开演,正在等待一些看客聚集捧场。我们要警醒,快快散场,洗洗脸睡,拿出恕不奉陪的鲜明态度!


民众的觉醒与进步,才是改革真正的动力。唯有我们民众的觉醒与进步,习李新政才有戏,中国才能华丽丽的转身,实现伟大的中国梦!


五、做开明政府:容忍比自由更重要


我们处在一个“伟大的时代”,因为是一个最好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,直白地说是个转型的时代。我们有幸生活这个时代,并且见证这个时代,我们每个人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,使祖国平稳地会渡过这个特殊时期,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。


但不容回避的是,现在的社会空气莫名奇妙地凝重起来。于这样的时期,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,那就是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,而正因为这句话,我渐渐地推崇起胡适,甚至以胡适主义者自居。


越是深入地研究我们这个社会,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并不缺鲁迅式的人物,激扬文字,何等的痛快淋漓,但这样的人并稀缺,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稀缺的是恰恰是胡适式的人物。


“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依然适合当下之中国,特别是我们的政府。胡适他把“自由主义”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,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;他又以怀疑精神,推动了国人理性的觉醒,形成了独立人格;他更以杂志为舆论平台,倡导自由、容忍、多元的价值谱系……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独裁,推进民主政治的形成。而他所有的努力,又都处于20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、而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。尤其是他的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,他依旧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。这是最难可贵的。现在这个时期,社会空气有些凝重,所以我想到难能可贵的胡适和他难能可贵的思想。


虽然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是对所有人提出来的,但在这里,我更倾向于向官方提出,多一点容忍!官方的容忍是给社会释放一种善意,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宽容的氛围,从而消弥官方与民间之间的隔阂乃至对立。当然,对政府提出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,并不是说不需要自由,还是需要自由的。宽忍与自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一个能宽忍政府必然能够促进一个自由的社会。


一政府要自己贯以容忍。官方是要容忍,让民众说话,不要怕人说,因为有些理论越说越清楚。如果你站不稳脚跟,越想捂就越捂不住,只能用很多谎言去掩盖一个谎言,于是整个社会都充满了谎言,不存在真相了,从而使官方深深地陷入“塔西陀陷阱”之中,凡是你说的都被民众深深地怀疑。与其禁言,不如放言;与其高压,不如容忍——任何一个自信的政府都会这么认为的。


容忍“异已”是最难得,最不容易养成的。其实,容忍也是相互的。通常而言,在一个立宪制的国家中,无论政府是否完全对其民众负责,人们都不必担心政府会时常试图控制其意见的表达,因为这样做只会使政府沦为公众普遍不能容忍的机构——政府越能容忍,就越开明,就越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官民互动的社会空气。政府若是没有容忍“异己”的雅量,不承认乃至打击“异己”的思想,那么,最终更多的人无法享受到自由,更多的人沦为“异己”。


二政府要给人民以自由。我依然强调一是自由。严重建议官员们去看看穆勒《论自由》中的《论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》这一章,那简直就为当下之中国而作。文章指出个体自由是社会的福祉:没有个体的言论自由、行动自由,或者说,没有个体的个性甚至癖性的空间,一个社会、民族、国家和统治集团,就会失去刺激其发展的活动和动力,必须趋于愚蠢堕落,抱残守缺,停滞不前。


从某种意义,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给人民以一些自由,至少是经济方面的自由,就是这点自由,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,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,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,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。


现在这种抓人节奏,不是给人以自由,而是给人以禁锢了,也不给人以宽容,而是给人以对立,这样做绝对是适得其反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在微博上说:“威权政体快崩溃时,总会出现自救式的抓人捕人。但抓一个,就站出来十个。越抓越多,然后威权的防线就被踏破了。转型就是这样的,没有办法。坐牢变得光荣时,政权危机就是真危机。那些人放出来后,就是未来政治家人选。”与其磨刀霍霍,不如放在刀枪,完成一个转身,笑脸相迎,回到民众中来,给民众以自由,中国就圆满了,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简单,甚至简直到变成一个握手动作!


为什么呢?我们都是自己人,无论官方和民间,面对都是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,五千年的荣光与屈辱,960万平方公里埋我列祖列宗的热土,让我们维系在一起,都希望国家能上道,民众有尊严,都能有个好梦,给我们自己也给我们的子女一个更为广阔的未来!


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,每一个中国都充满着期待,至少到现在民心可期!中国还是有希望的,关键还是政府,毕竟现在的政府依然最为强大,而且对于民众而言,还是强大到无敌的状态!


结语:从骨头到脊梁


骨头归骨头,50万的骨头是掉在地上了,碎了节操,但那只是陈永洲的骨头!


更重要的是,骨头并不是重点,重点是脊梁,没有脊梁更可怕,因为没它就没站立的能力!什么时候媒体真站起来,什么时候民众真站起来了,再考虑如何站出好姿势!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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