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nday, February 3, 2014

大陆农民工的困苦生活:工时长薪水低孤独抑郁

不久前,大陆 媒体曾对广东深圳等地区807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调查,受访者大多表示感到孤独和抑郁。在对其中60名农民工进行深度了解后发现,这些受调查的人中,有58.5%患有抑郁症,17%患有焦虑症,另有4.6%的人曾想过自杀。


一位21岁的四川农民工郑立强(音)表示,他在深圳过得并不开心,甚至有些郁闷,超长的工作时间,微薄的薪水,让他几乎没有私生活。他还说:“在这个大城市里,我感到很孤独。”


深圳是中国 的制造业中心,郑为好几家工厂修理复印机已有3年时间。算上加班,他月工资比平均工资要高,在3500-4500元之间,只是复印机的油墨有毒,工作要承担一定的风险。虽不喜欢这份工作,但郑内心却很纠结。事实上,他说他时常感到焦虑,他说话时会习惯性地摆弄指关节和抖腿,这是焦虑情绪的典型表现。


广州中山大学的程宇(音)教授表示,要是找心理医生谘询,医生很可能会说这是焦虑症,因为这在农民工群体中很常见。他说:“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比我们原先所想的更加令人堪忧。”


郑想当一名室内设计师,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。他想自学设计课程,但就是很难挤出时间。郑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,父亲做点小生意,母亲在干家政服务,他们对儿子的想法嗤之以鼻,说这是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


郑在深圳的朋友不多,都是来自四川的年轻农民工。由于时间、经济和倒班上的限制,他们也不能经常见面。


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陈永庄说,“每天坐9个小时,一个人也不认识,特别想家,经常偷偷地哭”,孤独是她一年中最大的感受。她工作的这家厂有400多人,1至3楼是车间,食堂在4 楼,再上一层就是员工宿舍,陈永庄和厂里男职工住在同一层,中间隔着一座平台。而类似这种格局和规模的毛织企业在大朗就有上百家。


85年出生来自湖南永州的程彩虹,每天在流水线上站11个小时,她最大的愿望是修房、开店、养孩子。


91年出生的穿着新潮的农民工歌手王卫来自江西,来东莞打拼已经6年了,他参加了2013年广东省农民工歌唱大赛。


农民工罗元勇在东莞已经打工20年了。2013年,一同生活了12年的妻子对罗元勇说出了“离婚”两个字,办完手续后,妻子迅速地搬离出租屋,从此断了联系。“她嫌弃我没本事,还好赌。你说在厂里像我这年纪的人,下班没事干,哪个不爱搓几把。”罗元勇觉得,老婆藉口他好赌离婚,其实是嫌他穷,看上了别人,不然不会连儿子都不要。


在被采访者中发现,有约一半人不足30岁,许多农民工的生活就局限在产线和宿舍之间。他们虽离开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,但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肩负着巨大的压力。他们在为不能照顾父母和孩子而深感自责的同时,又为养家糊口而感到压力巨大。


据《中国劳工通讯》报导,中国约有2.6亿农民背井离乡,在城里打工。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,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加重了这些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。


由于中国户籍制将人口分成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,因此令农民工生活更加艰难,他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医疗,在工资和待遇上也饱受歧视。还有很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却讨不到薪水,过年想家但不敢回,过着非常凄苦的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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